四川，古称天府之国，一直以来都被赋予了丰饶与富庶的象征意义。在南方诸省之中，四川无疑占据了许多独特的优势：气候温暖湿润，河流纵横交错，土地肥沃富饶，无论是农业生产，还是丝绸纺织业、茶叶种植，都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景象。四周群山环抱，天然屏障让这片土地易守难攻；远离中原战乱之地，较少遭受兵火破坏，因此自古便是人口稠密、经济兴盛的区域。到了南宋中后期，四川的人口率先突破一千万，居全国各地之首，成为名副其实的富庶之地。
展开剩余66%明末天灾人祸频发，西北中原各地饥荒肆虐，农民起义此起彼伏。然而四川凭借优越的地理和气候条件，依旧是一方安宁之地，百姓安居乐业，从未爆发大规模起义。张献忠入川后，并未如其他地区般受到欢迎，四川百姓视其为强盗，对他充满仇恨。征粮、征兵困难重重，迫使张献忠不得不采用烧杀掠夺的手段，进一步激起民愤。四川百姓或组织乡勇，或参与明朝官军，反抗之情可谓义愤填膺。 《明末农民战争史》记载，川人性戇直，特明顺逆，不肯被不义之名，故其所置郡县贼吏，特以兵威迫胁，民勉听从。兵才他适，则群起而杀之。张献忠意欲在四川称霸，却因百姓的激烈反抗而不得安宁，成都百里之外的号令难以贯彻，设置在各地的官吏屡被杀害，于是他将愤怒投向四川百姓，残暴手段愈发升级。 相比之下，清军直到1646年11月才大举入川，围剿张献忠的大西军。由肃亲王豪格统率的八旗兵战力强劲，在西充凤凰山之战中，神箭手雅布兰一箭射死张献忠，大西军土崩瓦解。史料显示，当时四川已人烟稀少、城镇荒凉，粮草筹措困难，清军很快便撤出四川。 1652年，大西军余部刘文秀北上企图重占四川，清军在吴三桂率领下南下击败刘文秀。然而清军获胜后并未全面占领四川，原因简单明了：所到之处无人烟、无粮草，根本无法驻扎，只能从陕西远道调运粮草。清军入川时间晚，驻扎有限，四川人口断绝的局面已形成，可见清军并非主要凶手，顶多是帮凶。 此外，记录张献忠屠杀四川的史料也不可能尽是伪造。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，当时在成都有两位西洋传教士利类司和安文思，他们在回忆录《圣教入川记》中详细记录了张献忠的暴行。作为中立第三方，这两位外国人无任何动机编造谎言，由此可见，张献忠确是导致四川人口锐减的元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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